废墟   走出废墟
                                              废墟 超越摇滚更自由

  成立于1999年的“废墟”乐队，2002年发行合辑《麻音乐》，2005年发行专辑“像片叶子一样飞”，在他们出道之初的文化氛围中，渴望自由，寻找独特的自我是一个共同的方向，彰显个性与叛逆成为共同的姿态，极度自我的音乐，极端的生活方式，为青春激情在体内的冲撞找到了一个出口，我们是最后一代一自我损耗为代价的理想主义者
  新的时代来临了，这批狂妄少年也长大了，告别无因的反叛，青春褪去仓皇，弃绝偏执的自我，重新理解这个世界，他们找到了一种更大的自由。
除了主唱周云山和鼓手陈昆，“废墟”乐队的阵容几经变换，2006年最终确定为贝斯手国囝，吉他手李伟和特邀键盘手飞飞。
  一年来，“废墟”一直在排新歌，演出不算很多，但仅有的几次演出已经带给观众很多惊喜，大家说新歌更动听，更具激情，也更有活力了，12月份的星光现场，有人说“废墟”已经营造了一个不错的气场，开盍有度，收放自如，调子不象以前那么灰暗，但音乐更宽广，更耐人寻味。目前乐队已经排好了十首新作品，计划今年发行新唱片。
  周云山刚刚为尹丽川的新片“公园”做完电影配乐，。寒冷的黄昏，在鼓楼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刚刚完成全部录音工作的周云山和导演频频举杯。周云山好象特意打扮了一番，甩着一头茂密的长发，“我想着今天的录音非常重要，所以得穿的精神一点。”导演也笑着说；“早上我开车去接他，看见迎面过来一个意气风发的摇滚青年，差点撞到我的车上。”
尹丽川说，如果这部电影能打70分的话，那么音乐可以打80分，这是作家尹丽川拍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周云山第一次做电影音乐，“电影的风格比较内敛，音乐的调子整体上是忧伤的，但不是煽情，只用了钢琴和弦乐。”
  除了周云山贝斯手国囝也很高兴，因为他刚得到了一把Gibson赞助的贝斯，“哈哈，是雷鸟系列的，音色特别重但一点也不浑，音头特清楚，挎上它感觉也特别像我的贝斯，下次录音的时候要用它……”国囝开心的像个孩子。
  终于谈起他们的乐队，刚才还说不抽烟的周云山点上了一根中南海。
在四川宜宾读高中时，周云山的个子猛然蹿高，一同蹿起来的还有旷野青春，结拜了几个同样不安分的兄弟，一起抽烟听崔健，“黑豹”，“唐朝”，高考前三个月，他提着板凳打伤了一个同学，被勒令停学。于是被父亲关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周云山从哥们家借来吉他，就此学上了琴，并在一个月之后超过了他的启蒙老师--借吉他给他的哥们，父亲发现终于有一样东西拴住儿子的心，那就是吉他。
  去西南民大会计系报道时，背着吉他的周云山很快成为风光无限的校园歌手，留起长发，穿着皮衣，和他一起在晚上练琴的还有两位同道好友，一个是后来成为“声音碎片”主唱的马玉龙，另一个是未来的“夜叉”吉他李豫川，在校时他们曾组过一个叫“黑眼睛”的乐队，马玉龙弹贝斯，龙芒打鼓，不过这支乐队只在学校晚会上表演过两次就无疾而终了。
  “当时只是喜欢乐队这种玩法才聚在一起玩，做音乐并没有具体的方向。”周云山先是在学校的舞厅唱民谣摇滚，后来开始在成都的酒吧弹唱，收入颇为不菲。“那时扎金花也老赢，搞得同学们吃素菜，我啃鸡腿”
  曾经担任过乐队贝斯手的曹操回忆说“1996年我们去成都，在一个很大的琴行里看见有个哥们留着长发，穿的非常Grunge，一看就是一路人，他也注意到我们，于是在琴行门口搭上了话。”这是曹操和周云山相识的开始，“又过了半年，在他们学校正式认识了，当时还有李豫川，马玉龙，胡松，王乐等人，大家一起喝酒聊音乐，非常开心。”
  “夜叉”乐队的胡松也记得这段故事，“我们乐队1996年去成都时认识了周云山，他跟我们当时的吉他手李豫川是大学同学，那会他是成都弹唱界的大腕，我们去酒吧听他唱歌，觉得这哥们唱歌挺好的，当时我们就相约北京见，第二年我们来北京，果然周云山后脚就到了。”
  去北京之前，周云山在唐蕾的小酒馆搞了一个专场演出，唱了他在成都时写的一些歌，不知道是因为青春期的到来，还是因为听了太多悲伤的音乐，一种忧伤来到了这个少年的体内，吉他拿在手里，不知不觉弹出忧伤的调子，从最开始他写的就是悲伤的歌，歌词绝望而愤怒，“一片墓地”（别名《在希望的废墟上》）就是周云山读大学时的作品。
  小时侯周云山的爷爷是当地非常有威望的老人，却管不住这个孙子，于是爷爷预言，这孩子长大了要坐牢。上小学时，妈妈骂他不叠被子，他不但不听，中午放学回家还把妈妈叠好的被子故意打散，“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把被子叠起来，打开纯粹是为了反抗。”大学第一年寒假从成都回来，父亲命令儿子剪掉长发，并威胁要断绝父子关系，周云山丝毫不为所动，转身就回了学校，眼看上大学的这条路没能让儿子走上正确的起点，父亲又煞费苦心地安排他去参军，给他报上了名，但执拗的儿子死活不去体检，“我从小就是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谁都别想拦着。”从此之后，父亲再也没管过他。
  1997年春节后周云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在火车上听到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他先跑去迷笛学校看了看，碰到了来上学的胡松等人，胡松说；“那时周云山老去蹭课，他总是人还没到各声先到，一听到拖着长音的旋律，就知道是他来了。当时他还在搞弹唱，记得他有个小本子，经常写那种类似诗的日记。我们在迷笛学校上了一年就搬到了树村，跟周云山住在一个院里，经常一起做饭，关系一直很好。后来他也搞乐队了，他很有才气，有个性，唱歌也不错，那时挺苦的，但是我们都坚持不懈，他是那种用心唱歌的人。”
  刚来北京时，周云山还是以酒吧弹唱为生，但很快就厌倦了，于是彻底放弃。当时在树村住了一大帮这样的摇滚青年，以极低的生活成本维持着乌托邦式的生活。1999年5月，在树村的大杂院里，周云山正在录制自己的一盘作品小样，来自新疆的辈斯手王传江听得出神，咱们搞一个乐队吧，他激动的说。因为共同的对于迷幻音乐的喜爱，王传江的老乡吉他手周老二也加入了。在迷笛学校学打鼓的陈昆住在周云山隔壁，陈昆练鼓很刻苦，每天都把周云山从梦中吵醒，所以鼓手的人选周云山很自然的就想到了陈昆，“废墟”乐队就此成立。
1999年秋天，在“每一天”酒吧，“废墟”乐队第一次登台演出。
  一开始“废墟”的风格就是黑暗而锐利的，周云山的嗓音天生带着颓废和刺痛，高音又无比尖利，这支迷幻风格的低调乐队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有一天崔健看了他们的演出之后，邀请他们作缓场乐队“废墟”从此进入了主流摇滚乐迷的视线。
  2001年之前，可以叫做摇滚乐的“开心乐园时代”。五道口的“开心乐园”是一个破摇滚的地方，空旷，阴暗，装修粗糙，没有坐位，啤酒五块钱一瓶，门前不时有火车隆隆开过，每周都有摇滚演出，听众来一千来人是常有的事，“废墟”也就是在这儿出了名。那个时期每个人都在寻求极端的自我，追求叛逆，当时的文化评论家无不惊喜地发现了这股“青年亚文化”潮流，在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的热情下吹鼓下，树村成就了关于艺术与自由的传说，寄托了一批热血青年的梦想。
据很多人回忆，当时的周云山是一个非常自我的艺术青年，成天读哲学，言谈中不是冒出两句书面语，经常写日记，还写诗，Grunge打扮，迷离的眼神仿佛说明他的灵魂根本不在这现实世界。在孙志强拍摄的记录片“自由边缘”中，周云山长发散乱，光着膀子，在“啪”的拍了一下背上的蚊子并吐了口口水之后，冒出了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到处都是骗！
  “那时就是压抑，对理想和未来即懵懂又憧憬，对现实不满却没有解决方法，青春在体内发生的冲撞需要音乐，用那种生活方式来调和，绝望，愤世嫉俗，压抑，痛苦都没有良方解决……”加上整天读尼采，叔本华，波德莱尔，金斯堡等，沉迷于Pink Floyd和 Radiohead,portishead,周云山写歌词时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喜欢思考，喜欢那些醒目的刺激的字眼，所以那时的“废墟”写出了〈胎盘里的遗像〉，〈耻辱〉，〈月光〉，〈飘于边缘〉等作品，他也因此被乐评人称为“准诗人”
  这一年乐队在开心乐园，老豪运，声场等酒吧频繁演出，还曾经去山东，宁夏，上海等地演出，参加了深圳和昆明的摇滚音乐节，并去武汉，成都等地巡演。当时乐队也搞了一些活动，比如和“痛苦的信仰”，“木推瓜”等组成“噪音合作社”。
  2001年，周云山剃光头留起胡子，在此之后四，五年时间里，山羊胡，寸头加上周云山棱角分明的脸部轮廓，这个有几分颓废，几分冷酷，几分尖锐的形象让人过目不忘，并且绝佳的配合了“废墟”的音乐风格。
  同一年，王传江决定回新疆结婚，陈昆也离开北京去河南的一个音乐学校去当老师了，当时“木马”乐队暂时停顿，周云山于是邀请曹操来弹贝斯，王干打鼓，曹操和周云山本来就是好哥们儿，在音乐上的趣味也很一致，所以二话不说就来了。“当时〈废墟〉已经有了一些非常成熟的作品，我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些自己的理解，后来也一起创作了一些作品。”
  2002年“废墟”和“木推瓜”，“美好药店”联合独立发行了一张合辑〈麻音乐〉，每支乐队收进三首作品，当时每个乐队凑了一点钱，由曹操录音，虽然制作条件有限，但这张专辑的反响出乎意料的好，在当年的迷笛音乐节上一天就卖出了500张，这张制作简陋的作品直到现在还在卖。
  “开心乐园”关门之后，“野孩子”乐队经营的河酒吧在三里屯南街开业，很快成为新的艺术青年聚居地“废墟”和“野孩子”等一些乐队和歌手几乎每周在此演出，演完就聚众喝酒，和“开心乐园”不同的是，河酒吧的风格比较民谣，人也更放松随意，酒吧里经常放着印度或南美风格的音乐，乐队在这儿都以不插电的方式演出，有时候干脆周云山一个人弹唱。〈像叶子一样飞〉就在这个时期写出来。
  进入河酒吧时代之后，死硬摇滚风减弱，消费和娱乐大潮滚滚而来，不久树村也被拆迁，摇滚阵营转移到霍营。摇滚青年们不禁感到迷茫，有些人回家了，有些人改行了，有些人回到了生活的正常轨道，但剩下的这群人毫不动摇，周云山就从来没想过要放弃音乐。况且机会似乎已经来了。

2002年秋天，“废墟”签约普涞公司，当时普涞计划出几张摇滚唱片，大造声势，准备在摇滚领域大展宏图，普涞的老总陈戈为他们描绘了一副美好的蓝图，说年底将为“废墟”制作一张投资20万的唱片，乐队也拿到了乙烷块钱的预付。
  遗憾的是，普涞在发了几张唱片后，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于是“废墟”的专辑从年底拖到2004年，普涞已经无心在唱片界恋战，转战电视剧去了，2004年“废墟”最终与普涞解约，转牵摩登天空，同年，首张专辑“像叶子一样飞”终于录制完成，这是一张迟到了两年的唱片，其实这张唱片并非摩登天空制作，而是因为“山鹰”组合因为翻唱了废墟的“一朵人花”给了废墟免费录音棚的机会，于是乐队请来录音师郭劲刚，经过了一年的打磨最终完成。
  在此期间，曹操同时担任“废墟”和“木马”两个乐队的贝斯手，同时为了生计还做一些录音制作方面的工作，实在分身乏术。2004年木马乐队要巡演，一走就是半年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只能选择离开“废墟”。
  2005年1月，“像叶子一样飞”在毫运酒吧举行首发式，3月到5月，在二十几个城市进行巡演。巡演路上十分辛苦，经常是刚到一个城市就去调音，晚上进行演出，有时演完就坐车走人，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在路上，火车，大巴，中巴，飞机，自驾车各种交通工具随时转换，最后从淄博回北京时甚至连座位都没有。从南方到北方，从冬天到夏天，虽然累，但他们非常享受这样的过程，一路都在认识新朋友，每个地方都有新听众，新刺激。
  然而，乐队内部的矛盾也在巡演过程中暴露了出来，这似乎也是巡演的普遍规律。在这场高强度的拉练中，每个人的性格，处世方式的不一样带来了摩擦。巡演到南京的时候，贝斯手演出时在台上看电视，这是周云山无法容忍的，他当即决定让贝斯手退出乐队，这个决定同时也引发了乐队内部新的矛盾。
  巡演结束之后，乐队暂时陷入停顿，在随后的迷笛音乐节和蒙古草原音乐节上，吉他手周老二虽然在台上，但事实上他已经离开了乐队。后来的吉他手李伟当时也已经加入，并随队去了草原音乐节玩。
  2005年，国囝加入“废墟”，他是谢天笑乐队的贝斯手，“以前很喜欢《废墟》的音乐，和云山也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聊聊音乐，聊聊人生，而且我们还是师兄弟，老周把我带上了道，每周去紫竹院练太极拳，还有曹操，都是我的师兄。这个关系就不一般了，我们能聊很长时间的天，经常一起玩，合作起来肯定更容易。”
  虽然只有24岁，但国囝已经是一个有10年“摇龄”的老摇滚。1998年，他从山东淄博来到北京，曾经在电影学院学习摄影，因为外形酷帅台风猛烈而拥有众多FANS。“声音碎片”的吉他手李伟也是淄博人，“要是我以前肯定认为玩两个乐队太累了，但我很想尝试一下和周云山合作的感觉，毕竟在音乐上大家有太多相同的地方。而且经历了一些事情后觉得能够一直玩音乐，在台上演奏真是太他妈爽了，我应该好好利用这样的机会！”
  而键盘手飞飞是北京人，从小学钢琴，去年成为KORG键盘的代言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辈分不小，几乎见证了北京摇滚史。最另人惊叹的是飞飞和周云山张的很像，经常被人问到“你们俩是兄弟么？”俩人也一本正经的回答；不是亲兄弟，是表兄弟。飞飞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搞一支迷幻乐队，半开玩笑的说加入“废墟”之后感觉终于找到了组织。
  新阵容组成了之后，乐队的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改变的还有周云山的形象，“有一天忽然觉得胡子烦了，一念之间就剪了，没想太多。我不会维持形象而委屈自己，做音乐也一样，其实有一个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就像胡子剃了，头发长了，但我还是我。”
  2004年学太极之后，周云山改变很大，“那种道家的东西慢慢来到了体内”，这自然也会体现到音乐上，最明显的变化是，以前“废墟”的音乐是比较黑暗沉重的，但新歌变得优美，宽广和开阔了。说道这种变化，周云山的话多了起来；“能量在一个人的体内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一万个作品都可能是殊途同归。现在的变化是在以前迷幻的基础上变硬一些 ，更有激情。以前是极度悲伤，现在明亮了，这是生活和内心的变化带来的。我希望人们打开唱片听我们的音乐时能感觉“这唱到我心里了”。我不在想要灰暗，以前喜欢沉浸在忧郁中，连痛苦都是一种甜蜜，自从写了《随时去欢乐吧》，我就想欢乐起来，当时我也知道欢乐的代价。其实最好的状态是没有欢乐也没有悲伤，所以我又写了《街心里悟空》，变成空气变成水的状态是最好的。以前那种状态也是必经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该怎么解决自己，调节体内的阴阳，达到和谐，自然会变得明朗开阔。但说到底，那些东西也都还在，只是有了调和他的方法。”
  最近几年周云山反复读的书是《道德经》，是老子和奥休，他一直强调“中国人气质”，新歌几乎都以“爱”为主题。但他也承认，尽管知道要去超越虚无，让自己变得透明，但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时依然会陷入虚无。
  这些以“爱”为主题的新歌，国囝认为特别好，“有内涵，有态度”。而李伟认为“废墟”的音乐本质上变化不大，“就算没有新成员加入，相信“废墟”的音乐上也会有变化。其实上一张专辑里的东西，即有像《胎盘里的遗像》，《耻辱》这样比较扭曲，探索性的作品，也有像《像叶子一样飞》《广场》这种旋律动人，更容易引起多数人共鸣的歌曲。现在“废墟”的音乐可能更偏重于后一种。”
  陈昆是除了周云山以外，乐队中唯一的“元老”，他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变的会愉悦自己，会把不愉快的东西化解掉了，“我把音乐当成理想来追求，做音乐是我精神寄托，我一直觉得我们以前的音乐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只能用心去体会，现在嘛就是更愉悦了一点，大家会感觉到一些温情，但用一个词来形容不可能。”
  看上去“废墟”似乎变得安全了，但曹操说，也许这种安全只是表面上的，“‘废墟’原来比较艺术化，周云山也更倾向于自我。那个时期的这拨乐队基本上都这样，追寻更多的自我和独特的声音。现在大家要考虑要保证音乐质量的基础上让更广泛的人群接受，必然要做一些调整，其实这是一更大的难题，但必须要去适应。所以这个阶段更辛苦，更分裂，‘废墟’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小圈子向更大的空间发展，这也是这一代乐队的普遍问题。”
周云山访谈；我们不是死硬摇滚派
现在音乐环境不太好，对你的心态会有什么影响？
我不会抱怨的，并且我早就不想抱着摇滚的概念不放了，不想被这个框框束缚住，其实搞什么音乐都无所谓。现在MP3下载这么普遍，搞音乐不挣钱，所以我们发片不是那么快，要发就发精良的。我在家写了四，五十首歌，也拓宽了自己的音乐领域，刚刚为一部电影做了配乐，电子音乐也在做。对环境，我不是特别在乎，最大的快乐还是在做音乐的过程中。当我编出音符，呈现出自己心里想要表达的那个气氛和画面，我会很快乐；当我们排出一首好歌，我会感到无比的快乐。
其实我想问的是，现在的整体时代氛围是拜金的，大家很迫切的要去挣钱，为钱恐慌，谁也不是吃饱了饭就满足了，难道这个对你没有一点的影响么？
这个时代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愁吃穿，但很空虚，我也在想大家为什么那么追求物质。人们对自身的欲望是应该控制的，我物质上过的非常好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写一些好歌，哪怕写歌没意义。或许我满足于音乐带来的快感，现场演出时与观众同在的快感。
现在乐队一般怎么创作？
有一些是排练室排的，比如有一首《这要去问BOB DYLAN》，就是有一次在排练室，我插上琴，顺手就弹出了这首歌的前奏，意识到这是个不错的动机，国囝感觉到了，在一边说好听，这时鼓，贝斯，吉他仿佛约好了一样加了进来，我往里加唱。我们没有多余的话，只是对一下和声，商量了一下转折，发展什么的。回家的路上我想出了歌词的大概。到家再拿箱琴唱唱，修改一下，很顺利就出来了。那一阵子，每次排练要结束时，总有人要提出排一下这首歌，我们都喜欢享受一下它，然后回家。 也许一些歌排起来费劲，反复修改都不满意，就暂时放下。另外有一些是我在家里把歌曲写好了，大家加进自己的理解，编出自己擅长的东西，使它更丰满。
你们受鲍勃·迪伦的影响了么？
音乐上不多，精神上有点点。这个时期我们可能受一点U2的影响，而我喜欢的“平克，佛洛伊德”“收音机头”等，已经被消化得无影无踪了，好像有，也好象没有。我想不管受什么影响，我在创作的时候会做属于自己的音乐。
有人劝你个人发展，为什么你坚持要搞乐队呢？
当然我也可以做个人唱片，但更想搞的还是乐队，除非在音乐上大家无法达成共识。我很迷恋排练室创作的快乐，迷恋乐队演出现场，而且有几个兄弟也不孤单。
现在新一代乐队又出来了，而且更多的人转向了电子PARTY，你们有危机感吗？
没有，我们并不老，这才在哪呢，我们也是新乐队呢，哈哈。对自己的音乐足够自信的话，就不会担心，搞音乐多有钱是假的，这是工业的问题。
也有以前喜欢你们的人，觉得你们的新歌流行了，似乎在妥协？
那是一种误会，没有一个字，一个音符，是我违心写的，说这种话的人根本就是死板，这一切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我不可能重复过去。 现在音乐，台风有一些改变，现场有一些更主动的表演，我觉得这对呈现歌曲是一种更成熟的方向，没有人说我媚俗。有人说我没有以前那么黑暗了，但事实上我们的音乐依然不会太大众，我自己感觉也跟流行完全不一样，我根本不听流行歌，根本就不可能一样，倒是我听的摇滚乐队大都很大牌很流行，我深爱的大都是音乐史上的经典。我是变了，但动听有什么不好？有劲儿有什么不好？我不想傻站着唱到尾，我希望现场大家有感动也有快乐。以前我更关注自己，现在更关注外面，自己的外面。
听说有些老歌你自己都不太愿意唱了？
有那么一两首吧，比如我曾写过“踢烂一个卵巢”，当时绝望，觉得为什么要生我，但现在非常热爱生命，对那样的想法感到后悔。但同一首歌里“利益是他们的纽带”这句话还是很喜欢。
你曾经提过要做一支“体现中国人气质”的乐队，你对中国人气质怎么理解？
我看了老子的“道德经”，也看了“论语”，虽然这些文化已经属于全世界，但中国文化的东西，中国人更能理解，它就在你身体里，不用去强调，不是必须在外拿个二胡或者唢呐来表现，从刘德华到周杰伦都这么干，当然也非常好，但对我来说没必要，我更想内在的消化，然后用吉他，贝斯，键盘，鼓这些国际乐器去体现。所以我愿意超越地域文化，运用国际语言，甚至国际都应该超越。
很多人去听电子了，你对摇滚一点都不怀疑吗？
我根本不是死硬摇滚派，事实上超越了摇滚会更自由。他们听电子，我也听电子，我不在乎，甚至希望再来一种另外的音乐才好呢，都是好事，爱听什么听什么。如果你音乐真能打动人，听电子的人也会喜欢，有些东西是永恒的，今天我们听贝多芬的《月光》，依然很感动，只是他不时髦了，但是他在时光里，也许几千年，也许永远不会消失。我不在乎时髦，真实面对内心，做好自己是最时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