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摇滚与民间草根文艺族群
没有纳税人供养的工资，体制给予评定的文艺职称，比不起体制中文艺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享受不到国家颁发的特殊文艺津贴、各种类型的文艺大奖，该有的，或不该有的在中国摇滚人这儿都是“一无所有”。因此，中国摇滚的民间性和边缘独立的艺术存在是个不争的事实。
通过对41支/位浮出水面的乐队和艺人，6个民营厂牌及其旗下签约的30支/位乐队和艺人，共计大约70多支/位乐队和艺人的抽样观察和比较研究，现在，我已经有理由坚信中国摇滚的民间草根定位之于它的发展走向的合理，而并非空穴来风的胡说八道。
崔健、何勇、黑豹乐队的原主唱秦勇、指南针乐队的键盘手郭亮、鼓手郑朝晖、萨克斯手苑丁、冷血动物的主唱谢天笑等人，分别出生于北京、重庆、四川、山东等地。虽然北京地区的崔健、何勇、秦勇的父母都在国家文艺团体工作，但崔的父亲是小号演奏员，母亲是舞蹈演员；何的父亲是弹三弦的，而且在香港红勘的那场演出中还和儿子一起摇滚了《钟鼓楼》；秦的父亲则是个配音演员，给许多领袖人物配音，但最终也没听说配到童志荣的份上；因此并非什么皇城根下的皇亲国戚，天子左右的达官显贵。指南针乐队的乐手、冷血动物的主唱谢天笑等几位，家庭背景可能也与体制内文艺沾一点边，但其父母不过是默默无闻的音乐老师、小城市的底层画家，同样与某些“德高望重”或“德艺双馨”的体制内的所谓文艺明星、文艺风云人物显赫的家庭，高端的社会关系不是属于同一层次。
唐朝乐队的吉他手刘义君（老五），已故贝斯手张炬；舌头乐队的主唱吴吞、键盘手郭大刚及其他成员；民谣诗人张楚、野孩子乐队的全体成员都是普通工人的儿子，况且舌头乐队成员还都是乌鲁木齐的同一工厂的工人子弟；因此，中国摇滚人的家庭背景，同样也不属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高端阶层。木马乐队，是由医生、诗人和火车司机的儿子们于1998年3月在长沙初组，4个月后正式流浪北京的摇滚乐队，他们这样向人介绍自己，同样木马的家庭背景也非这个社会的有权有钱的时代新贵。
就家庭背景和个人社会关系来说，中国摇滚人显然不是当前社会主体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与主流文艺共谋不但缺少“血缘联系”，而且就家庭结构的文化趣味与经济利益来说也缺乏内在联系。作为非主流的摇滚青年，他们的从事的草根艺术带有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作用下的很多必然因素。当然，主流文艺工作者中也有底层人士，但这只是一段特殊历史、特殊机缘导致的特殊结果，它与1980至2005年的中国社会转型和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分岔无关。
中国摇滚人的个人成份有学院叛逆分子/底层文艺青年/街头问题少年这样几种类型。
黑豹乐队的鼓手赵明义、唐朝乐队的主唱丁武、眼镜蛇乐队全体、黄种人乐队主唱、亚洲地区颇有名望的吉他大师歇斯、前鲍家街43乐队群体、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吴虹飞、阿修罗乐队主唱靳泰然/吉他罗酉生、与非门乐队主唱蒋凡/词曲作者三少/制作阿庆三人群体，这些分别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清华大学、四川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摇滚艺人，虽然是摇滚族群中极其少数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也纷纷“背叛”各自所学的专业以其自我而新锐的姿态，与其他摇滚人一起，或拿起吉他冲上摇滚舞台，或义无所顾地站在了面向青年大众的麦克风前。战斧乐队的核心成员是吉普车工厂的底层工人、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是宾馆保安、花儿乐队、非鱼乐队、阿修罗乐队、龙门阵、新蜂音乐旗下的艺人，介入摇滚乐前曾是小厨师和琴行里的学徒工，有的甚至还是来自农村的打工少年；民谣歌手洪启、周云蓬、尹吾曾是退役士兵、流浪歌手、食不裹腹的街头卖艺青年；集合在嚎叫唱片旗下的“无聊军队”则是混迹北京海淀五道口一带的地下朋克。另外，除开前面提到的少数具有学院背景的摇滚艺人拥高学历之外，其余大多数摇滚人的文化程度、包括中国摇滚的标志性人物窦唯在内的许多摇滚艺人的学历普遍只在高中或初中之间。这些叛逆者/底层艺青/地下朋克选择了中国摇滚，因家庭背景，社会问题及其个人原因，同时也选择了与主流划清界限的民间前卫的草根艺术之路。
为自由，为心灵，为良知，为时尚，为赚钱，为爱情，为欲望等等，因为各种理由，一哨人马，处处烽火，中国的非主流文艺青年，就这样悄然无声地集结/解散/重组，生生不息地摇滚起来！
1994年，以回顾“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为主题的贺兰山音乐节开幕之前，黄燎原在回答《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时估计中国有一万多支摇滚乐队，但是根据我的推测，黄先生的这个数字不准，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摇滚乐队非常庞大，应该远远不止他所说的这个数字。以我编撰本书期间居留的内蒙古赤峰这个北方贫困地级城市为例，据大漠部落乐队的主唱大辉先生介绍，仅赤峰地区就有不同风格的摇滚乐队12支。那么，根据赤峰的经济文化状况衍生的这个数量来推算，黄对整个中国的摇滚乐队的数量估算的差异就显而易见了。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中国，作为大众前卫艺术的摇滚乐的群众性草根基础已经“非常
